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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的五四运动:重塑中国青年力量的历史之战

2023-05-04 11:00 魔法怎么失灵啦 0
编辑有话说:“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次运动。由于该运动的爆发,推动了中国社会思潮的革命化,启发了中国的民族意识,对中国近代的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设宴款待刚刚回国的章宗祥,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就在他们举杯之际,“五·四”运动爆发了。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

l时许,北京十余所学校的3000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总指挥。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一面大白旗上写着的一副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学生在广场散发油印的《北京学生界宣言》。

宣言指出,人们所企望的公理战胜强权已经破灭。宣言大声疾呼:“背公理而逞强权,非正义、非公理。亡青岛,是亡山东。山东亡,是中国亡。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帝国主义者强暴欺凌我们,压迫我们,奴隶我们,牛马我们,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吗。在此国家存亡,土地割裂,民族危机严重时刻,广大民众应该下最大的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不然就是世纪之贱种。我同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拯救中华,今日最最重要的是要开国民大会,通电全国,演讲宣传。”宣言最后警告所有卖国贼和内奸:如果你们甘心卖国,肆意通奸,则最后以手枪炸弹对付之。

消息立即报告到宴会中的徐世昌那里,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后,陆宗舆先行离去,2时半左右,曹汝霖偕章宗祥乘车来到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这时,警厅派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学生们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后,决定到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请愿。学生们来到东交民巷,先打电话给美、英、法三国使署,他们都表示欢迎。

到西口时,美国兵营的军官让学生从美兵营和美使馆里面经过。只有巡捕房坚不让走。学生在美使署前连呼“大美国万岁”“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四声。

当天,美国公使芮恩施到门头沟旅行,学生们推举段锡朋、罗家伦、许德珩、狄福鼎四人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一份说帖称:“中国与日本,国际之处置有甚悖和平正义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故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随后,学生退出东交民巷,向曹汝霖住宅进发。’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宅大门紧闭。此时曹汝霖仓猝避入一小储藏室中,章宗祥由仆人引到地下锅炉房躲藏。大门撞倒,学生蜂涌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曹躲在箱子间内甚至可以听到学生与其妾苏佩秋的谈话。未找到曹汝霖,愤怒的人群便放起一把火,章宗祥从锅炉房中跑出,被学生发现,将他痛打一顿。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批人马赶到,逮捕了32名学生。

“五四”运动影响深远,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使命结合起来,给新文化运动赋予了新的任务,使其领导人物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索,而更多地关注中国的现实社会,从而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让一大批爱国青年觉醒和团结起来,成为下一阶段革命的骨干和领导核心。因此,“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重要转折。

至于一直被定论为汉奸卖国贼的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近些年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五四运动过后,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其子在南开上学,徐铸成先生恰在天津,他记录到,“课堂里坐的是独桌,因为没有一个同学肯同他并坐,下了课,也没人理他。”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的乡籍,宣告出族。陆宗舆的家乡海宁于当年5月13日的万人大会上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的乡籍,并通电全国。6月间,海宁乡人又集会决议在陆宗舆的出生地,及当地交通要道北门外和镇海塔旁,分立三块石碑,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乡人路经此处,均唾骂不止。1985年,当地人在清理场地时,发掘出一块“卖国贼陆宗舆”石碑,此碑现存于海宁市博物馆。

抗战时期日本想延揽旧北洋政府各部次长以上的官员出来任职,曹、陆、章三人都拒绝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进北京捉拿汉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来。后在蒋介石的要求下均被释放。1949年曹汝霖去台湾,后至日本、美国。1966年8月死于美国底特律。抗日战争胜利后,章宗祥迁居上海。陆宗舆1940年担任了南京汪伪政府行政院顾问,1941年6月病死于北平。

曹汝霖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有如下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较早为三个卖国贼说“公道话”的是历史学家萨孟苏,这位生于1897年的老者在自己的回忆录《学生时代》里说:“由今想来,章宗祥、曹汝霖是否卖国颇有问题,以当时中国之弱,遇到野心勃勃之日本,外交上的折冲不甚容易。他们两人只求中日两国能够维持和平,未必真正卖国,否则抗战之时,何以汪精卫愿为傀儡,而前此所斥为卖国贼之人竟然不肯俯首听命于日本军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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